我看当前基础教育的“素质教育”
——探讨“素质教育包装下的应试教育”的成因与出路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教育，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在加大教育投入，提高教师的社会待遇以及调整教育布局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是主要的。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一些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有的还愈演愈烈。在不少地方，所谓的“素质教育”其实是在“素质教育包装下更为惨烈的应试教育”。对此，我做如下的实证分析。

【制约素质教育的若干因素】

之一、学校与社会的兼容性能很差。不兼容时便有冲突。为什么老师们（特别是班主任和政治老师）常常抱怨说，“我花九牛二虎之力得来的教育效果，可以被社会上一件事冲得精光”？为什么标榜“封闭管理”的管理方式倍受家长青睐？学校的正面教育真的能从根本上抵御社会的负面影响吗？学校教育功能弱化是不争的事实，其利弊姑且不论，至少应该看到，学校教育功能弱化的原因，不应该单从学校自身去寻找，更不应迁怒于教育方式，把帐全算到“应试教育”头上。

之二、我国社会生产力整体水平不高。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教育领域的“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对人才的要求和造就人才的环境都存在很大差别。企图用举国同一的模式、同一的要求、同一的措施进行素质教育，显然是不实际的。

之三、人才的产供销严重失衡。一方面是人才缺乏，另一方面是“人才过剩”，毕业生就业难。这就是说，从宏观上看，教育作为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全面服务功能以及教育与社会经济的层次对应性处于非常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轰轰烈烈地推行素质教育，风险成本肯定是很高的。家长的心态和行为就是这种风险的真实写照：一方面，他们希望搞素质教育，让他们的孩子轻松愉快地提高素质；另一方面，他们千方百计送孩子到升学率高的学校，而不多计较那里搞了没搞素质教育。君不见，为了推动素质教育而实施的那些“淡化升学率”的措施，有效吗？

之四、优化教师队伍的许多具体工程是值得反思的，而且往往被扭曲。例如在职称评定、骨干选拔、各种荣誉授予等涉及名利的活动中存在腐败现象，弄虚作假、劣胜优汰累见不鲜。平庸者得提拔，优秀者受排斥，甚至可以闹出适得其反的笑话。

之五、教材（包括教材体系、教材编写班子组建）方面的改革与完善严重滞后，基本上不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教材科目设置和教材内容陈旧、呆板，使素质教育失去坚实的根基而成为无源之水。坦率地说，现行教材正是素教育的“革命对象”。几十年（甚至更久远）的精神和物质积累，改起来也不可能太容易。现在，在实施课改的地区，由新课程、新教材本身匆忙粗糙的问题、老师不适应和学校管理跟不上等三重原因，学生在应付考试、教辅读物以及其它学业负担上比课改之前都明显增加，教学的“应试”特征并没有减弱而是在强化，学生学得比过去更苦。

之六、统一考试内容（包括考试系列、命题班子组建）的改革与完善从根本上不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一方面，它以不适应素质教育的教材为依据，另一方面，它的导向性天生是素质教育的克星。不要以为搞出个拼盘式的“综合试卷”就能考出学生的综合能力，不要以为出几道新颖的考题就能考出学生的创新能力，笔试（外语有口试）形式、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等等，有哪一件是用来检查学生素质而不是扼杀(至少是限制)学生（包括备考指导教师）素质的？

之七、目前论证素质教育的理论过于理想化，有的简直是食洋不化，一句话：脱离中国国情。其表现，一是把社会问题归咎于教育，本末倒置；二是对素质的界定抽象空泛，难以操作；三是臆造(至少是夸大)“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对立，把素质教育建造在与社会现实相脱离的沙滩上，形成“素质教育”包装下的应试教育“新态势”；四是盲目照搬外国的教育理论和办学模式，数典忘祖；五是仇视传统、鄙薄继承，或者企图一步登天，或者千奇百怪的“模式”、“工程”满天飞，徒有其名而己。

之八、形式主义泛滥。治标而不治本，有的甚至连标也不能治，在那里办“样板”、树“典型”，做“课题”。过场走完了，论文出来了，得个几等奖，对评职称有宜，于素质教育无补。

之九、整齐划一、同步推进、急于求成，搞运动，偌大一个中国，总是一个调调；都是市场经济了，还用计划经济那一套搞素质教育。所谓统编教材、统一命题、统一招生，学校基本上没有自主权。凡此种种，就好似先把鸟儿关进笼子，再去培养它们“自由飞翔”的能力。对学生，对老师，对学校，都是这样啊。当然， 我并不主张现在就完全放弃那些“统一”，那是另一个极端，也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实事求是地开展素质教育】

1、结合全社会的物质与精神氛围研究素质教育的内含与外延，用广义教育的理念指导分析我国教育的状况和探索素质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要探索教育的政府行为和民主化进程的和谐统一，使素质教育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学校的素质教育要周密、稳妥地进行。由于“应试教育”的根源不是应试教育本身，所以，任何只从形式上针对应试教育的措施只能是形式，这就有可能陷入比纯粹的应试教育还要糟糕的境地。

2、素质教育的要求和进程，要同中国的国情相适应，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相适应，不能过分夸大教育的超前作用，不应片面夸大学校在培养学生素质方面的功能，把素质教育的任务全压在教育和学校肩上。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变不单是学校教育的事。这是一个整体配套、综合治理问题。从根本上说，包括素质教育在内的和谐教育的实现有赖于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要用系统的眼光观察我国的教育问题，全社会都应该参与素质教育这个伟大的系统工程。

3、作为带有根本变革性质的素质教育实践，一定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试验、区别对待，有计划、分阶段地进行。在有条件的地方（社会经济较为发达，升学压力不太大，各级学校教育资源较丰富、素质较高的地方）可以快一些，在条件不具备的地方就应该缓行。不应搞一个模式、一刀切、齐步走，不要指望集中在地方财力“暴富”几个 “示范学校”就能把本地区的素质教育搞上去……

4、既要解放思想，也要实事求是；既要统筹部署、把握方向，也要给学校充分的自主权。当前要特别警惕一些不切实际的夸夸其谈成为素质教育的主导，要充分考虑身处一线的学校所面临的实际、所担负的职能，充分发挥学校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5、既要让学生学得轻松活泼，又要从严治学。当前尤其要处理好“减轻学生负担”与素质教育的关系，处理好“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矛盾，防止有人用一些好高骛远甚至假冒伪劣的做法挖空教育的文化根基，弄成又一次的“大跃进”。

6、素质教育应该统筹兼顾、配套进行。特别是在考试制度和劳动用工制度这两项选拔用人的关键制度的改革上，应有与素质教育相适应的实质性突破。当务之急，是做好作为事实上的“指挥棒”的中考高考与课程改革的衔接。中考高考的指导思想、运行机制、管理体制需有重大调整，才不至使素质教育陷于尴尬境地。另一方面，课程改革特别是新教材一开始就显现出种种虚妄症状，疏漏颇多，中小学教师已经难以适从。各教学环节、学科全面铺开的做法值得尽早反思和调整。

7、用“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指导素质教育的理论探讨和实践，从严惩治腐败，特别是涉及到名利、权利的措施，应该逐个重新审视它们的理论依据、实际效果和操作程序，如果硬是要搞，也要强化监督、真正发扬民主，使教育机构和教师队伍（包括教材、命题队伍）的素质真正得以提高。

8、包括社区和新农村建设在内的学校教育的周边环境是推进素质教育的客观物质基础，素质教育本来就是涉及全社会的系统工程。各级党政组织在相关方面的措施和实绩应被纳入他们的工作日程并有相应的考核指标。